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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军同归于尽。
对于惨遭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人民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这个任务。
“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趟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詹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他缓缓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按时来到，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馆人员补充。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宴席上众人皆起身，举杯，高呼“干杯!干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
酒宴立即停止，日本军医化验发现酒中确有毒。但当时已有多人中毒倒地，日本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敌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计二十余人。所食黄酒中为以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
6月18日的《中央日报》的报道称，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毒酒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南京市民暗暗地拍手称快，群情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