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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历史，日本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会出现一种现象：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失败———积极向对手学习———实现自身的重大飞跃。
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近代日本同样是在欧美列强的炮舰下开放国门，不断西化，在极短时间内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掀起了学习美国的热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国。这种现象正是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体现。岛国的闭塞性、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其落后、自卑，而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开放性、吸收性又使其能适应潮流、赶超先进、产生优越感。双重的性格、气质是力量的源泉，有时也会成为与其他民族对抗的根源。日本大和民族只有发扬积极的一面、克服消极的一面，才能保持发展活力，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