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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兼管铁路，所以李鸿章在1891年给海军衙门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他强调这批电灯是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时“令其亲往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这些灯具“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机括巧密，料件繁多”，虽然“承霖原是安设电灯熟手，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因此还非这位德国教官亲自到颐和园安装不可;而颐和园附近西苑“更换电灯锅炉各件”是由一洋行代办，不久就可运到天津，“闻器料尚属精美，一俟到齐，即派妥员解京，以备更换”。近代建造轮船枪炮、架设电线、修筑铁路这些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干系的“近代化”事业阻力重重，认为是“奇技淫巧”、是“用夷变夏”，然而慈禧对直接供自己享用的“洋器”如颐和园电灯、锅炉，却是要求用最先进的，并无任何顾忌。
在此，李鸿章先报告颐和园路灯情况，再要修路款，可见要款之不易。然而，路款仍未如数拨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
1889年，朝廷命令李鸿章将部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新毕业的学员共计三千多人调来昆明湖，将“湖水浅”的昆明湖当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轮作“战舰”在湖面驶来驶去，水兵们做各种表演，与岸上的陆军同向坐在南湖岛岚翠间的“阅兵台”上的慈禧摇旗呐喊，欢呼致敬。这次“阅兵”既显示了慈禧对海军的关心和作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使其虚荣心又一次得到满足，同时又带有相当大的娱乐性、使性喜游乐的她兴奋不已，更企图以此向世人表明“修园”并非为己享乐、真的是为了大清海军的建设!可谓一箭数雕。
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定，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惟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二三千万两之多。总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六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慈禧等人当然知道如此修园会招世人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户部主管的“正款”。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未动正款”、“无伤国计”，“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恰恰“欲盖弥彰”，纯属“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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